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山东湖西地区的一起在全党有着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肃托”事件在所谓“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湖西大批党政军干部被捕、被杀，严重损害了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因其大部位于山东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这个地区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不久，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6月成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当时总队下辖十几个大队、1000余人，到当年底就发展到20多个大队、5000余人。队伍后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成为抗战初期坚持湖西抗日斗争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8年12月，由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改编成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地区，一举粉碎了日伪军4000余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湖西人民欢欣鼓舞，称誉苏鲁豫支队是“神兵天降”。不久，苏鲁豫支队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迅速发展到8000余人。1939年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三个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并与淮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取得了联系。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部分兵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一带开辟根据地。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是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王凤鸣同时还担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王凤鸣对湖西地区党政军大权的独揽，为湖西“肃托”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本来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托洛茨基被“联共”开除并被驱逐出苏联后，曾在国外指使一些“托派”分子进行过反苏活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托派”斗争，使许多无辜的人惨遭杀害。在中国，1931年5月陈独秀曾组织过“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但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时期，“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更没有潜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依苏联葫芦之样画瓢，在国内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上抛出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后来，康生又担任了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错捕、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康生的“肃托”文章印成了小册子，曾在党内干部中广为流传，使许多人产生了对“肃托”的恐惧感与神秘感，造成思想混乱。当时广大干部乃至于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清楚托洛茨基其人及其政治观点，他们看了康生的小册子，就把“托派”这个词当作“汉奸”那样来理解。

    湖西“肃托”首先是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始搞起来的，逐渐扩大到整个湖西地区。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一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1939年8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一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服从组织统一分配。湖边地委负责人认为此事问题严重，主观臆断背后有人煽动，于是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处理此事。

    这时，康生的长文已传到湖西。王须仁即以此为理论依据，将此事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员魏定远有“托派”嫌疑。于是将魏定远逮捕，王须仁亲自审讯。在审讯时刑讯逼供是王须仁的惯用手法，早年他在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治部当军法官时，就由于审讯时不执行政策，搞刑讯逼供，被中止工作，在政治部等待分配。可是由于他善于阿谀逢迎、钻营投机，被区党委书记看中，又被委以重任。这次，他对魏定远施加酷刑，逼迫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人员名单。随后，王须仁又根据魏定远的招供，再严刑逼供，并让被抓的人串供，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